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从过去年均10%的高速增长逐步降低为6%-7%的中速增长，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方向。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4月28日下午，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我校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之高端访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变革”在我校下沙校区举行。参加高端访谈的嘉宾有香港中文大学伟伦经济学讲座教授、经济学系主任张俊森，省政府研究室原主任沈建明，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盛世豪，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我校校长钟晓敏。访谈由我校财政税务学院金戈教授主持。
访谈分为“向嘉宾提问”“嘉宾互动”“观众提问”三个环节。在“向嘉宾提问”环节，主持人向五位嘉宾提出了三组问题。
问题一：请谈一谈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际与浙江经验。
张俊森认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吸引外来人才。从全球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吸引人才的政策有差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吸引全球人力资本的力度非常大。美国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就业市场为各类人才给出的工资非常高，非常吸引人；二是就业市场的自由和开放，所以顶尖的科学家基本上还是往美国跑。相对而言，香港地区吸引各类人才不算特别成功，香港的主要问题在于房价比较高，但是它又没有比较好的人才购房配套措施，所以在科技人才引进方面，香港就比不上深圳，更比不上新加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我们可以尽量尝试着向外籍人士敞开我们的胸怀，欢迎他们来。不管他们是印度人还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他们愿意过来，我们应该包容和欢迎。
沈建明从浙江的经验出发，指出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五个方面。首先，高质量应该体现为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浙江制定了一个未来五年的计划，要有3000个产品通过浙江制造标准（对标德国制造标准）。第二，在产业层面要有一个发展导向，我们在七大产业后又加了一个文创产业成为八大产业，这实际上是从产业层面的一种推动。第三，培育高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主体是企业，没有一批高质量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只是一句空话。第四，通过整治环境来推进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五，高质量发展需要有制度保障。高质量发展当中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要素运行本身的高质量。通过改革（比如税收“最多跑一次”）来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只有依托有效的市场机制，未来才会有高质量的发展。
问题二：请谈一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盛世豪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从供给层面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要让企业具有三个力。第一个是活力，市场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要有活力，就能够按照消费者的需求去提供跟消费者需求相适应的产品。第二个是创新力，仅有活力还不够。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浙江民营经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格局就可看出，现代企业需要有创新力。第三个是竞争力。仅有创新力还不够，还需要在创新力的基础上建立竞争力。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关键技术，在市场上它的竞争力就不强。
黄祖辉认为，高质量的内涵并非仅指技术范畴，真正的高质量应该是适应市场需求的供给。目前，有很多商品并不适应市场需求，导致供需不平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使得农业经营主体适应市场需求，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而非在政府政策指挥下进行经营布局。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但是如果政府过度干预、过度替代市场，会导致较严重的后果。举例而言，目前苹果的地区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的苹果产量世界第一，在出口有限的情况下，苹果滞销问题非常严重，过量生产和过度竞争导致苹果销售价格非常低。导致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农业并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是关注政府的农业产业政策及其农业补贴。这些补贴能够弥补上述经营主体的农业生产成本，因而较低的市场销售价格并不影响这部分经营主体，但对普通小农户的苹果生产和销售造成严重后果。
问题三：请谈一谈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钟晓敏认为，如今我国经济体量全球排名第二，但是环境依然高污染，收入分配依旧不公平，社会发展还是非常滞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可以从财政体制方面找成因。我们团队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财政收入体制、支出体制，还是转移支付制度，都对粗放式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我们的税收制度不是以建立在效益、所得基础上的直接税为主体，而是以产值、营业额为税基的间接税为主体，只要增加产值，就会产生税收。这样，地方政府的导向就是有产值就行，不讲效益。找到了原因，我们就要寻求对策去改变现有的地方财税体制来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人为中心，与五大发展理念相结合。财政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理念的，财政都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税收应该以直接税为主，支出更多要投在教育方面、科技方面。
在“嘉宾互动”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为了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在动力方面进行哪些变革？”这一话题进行了讨论。
张俊森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没有人力资本和人才，什么都是空谈，是“空中楼阁”；没有人力资本和人才，就没有突破式创新、核心技术、优质企业和制度环境。只要人才到位，其他的改革也好，产能过剩治理也好，就能迎刃而解。此外，内需也是很重要的动力。以前我们强调投资拉动和外需，现在我们更需要通过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
沈建明认为，经济发展第一个基本动力就是改革。改革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推进市场化。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市场化的核心是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第二个基本动力是开放。开放有两个内涵，一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二是要从全球视野来考虑中国经济，包括浙江，也包括具体的产品和服务的竞争。第三个基本动力就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跨过低端往高端走，走这条路就要依靠创新，除此以外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
盛世豪认为，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有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的保障，还需要有市场公平竞争来推动。如果没有公平竞争，市场是扭曲的，那么很多企业就会利用这个扭曲市场里的一些漏洞、一些机制，来获取不该有的利益。只有市场规则公平，竞争才能公平，才会真正让好的企业、强的企业胜出，整个市场自然就会向高质量发展轨道转变。
黄祖辉认为，在讨论动力的时候，首先要厘清动力的作用对象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以往的需求拉动存在局限性。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角度来讲，就是要强调市场的作用，提倡市场经济。《十九大报告》中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有两句话，即完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这就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有效动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赖于“三个激活”，即激活市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依赖于政府。政府应是“有限政府”，不过度干预市场，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提供公共政策。所谓“有为政府”应该是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作用。
钟晓敏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首先还是要归结到人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因为创新驱动关键在于人。所以现阶段人才培养尤其重要。国家也看到了，所以要优先发展教育。但要让人具有创新性，关键是要营造一个可以让人去创新的环境，这很重要。在高校里，我们要营造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宽松的学习环境，允许大家能够公平对话，各种观点能够同时存在，在管理上就不能千人一面去管。美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环境的宽松，美国的大学老师和我们国内大学老师感觉可能不一样，我们的老师背负着各种形式的负担，这需要着力去解决。制度是创新的另一重要因素。好的制度有利于创新。比如说产权制度。需要通过改革去改变我们现存的、不利于创新的制度障碍。
最后，在“提问环节”，五位嘉宾与在场观众展开了互动，简短讨论了“企业上市、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收入分配与高质量发展”“农村土地改革与土地财政”等话题。
（统稿 金戈 摄影 胡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