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特别是财政与金融风险互相传导和交织，日益复杂和扩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均重申打好三大攻坚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居于首位，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

4月28日下午，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我校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之高端访谈“财政金融风险的预防与化解”在我校下沙校区举行。参加访谈的嘉宾有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清华大学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秉正，省金融办原副主任包纯田，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章晓洪，我校财税学院院长李永友，高端访谈由我校金融学院金骋路博士主持。

五位嘉宾围绕“金融中的突出风险点”“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的传导与隔离”两个话题，深入探讨了财政金融风险在新常态下的解决方法和路径。

话题一：现行的金融制度下，国内的金融市场存在哪些显著的风险？是否滞后于经济新常态的发展？

何德旭指出，金融风险防控在中央高度重视之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是依然有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未来三年要打好三大攻坚战，并不等于要打完这三大攻坚，防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一个主题。他以非法集资、信用风险为例，解释风险的演变，虽然得到缓解，但并没有真正化解。他还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作为典型代表，分析了经济系统内部自生风险，并阐述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等外部冲击对于中国的影响。

陈秉正强调，金融风险如此重要的逻辑基础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积累了众多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集中反映在金融体系中。他认为，如果处理好房地产以及股票等资产价格泡沫、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的高杠杆问题、外汇和汇率波动大的问题、金融乱象丛生的问题等四方面风险，中国未来金融风险是可控的。

包纯田从浙江出发，阐述了地方负债问题和大型国企问题引发的风险类型。他指出，虽然地方债务的表面形态和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但关键问题在于地方负债产出太低，甚至大部分的收益没有办法覆盖利息要求。大型国企仰赖经济上行，表面上利润上升，实质上在金融业务上大幅扩张，真正的主业被逐步放弃。他提出了“时间换空间”的风险化解策略，利用三到五年时间，通过国际化、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逐步把暗含的巨大风险慢慢释放。

章晓洪指出，在实际财务报告中，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往往超过所披露的数字，而地方债务方面，中国有100个地级市、400多个县的地方债务跟GDP的比例超过100%，有些地方甚至超过200%，甚至有土地证“造假”事件发生。他对“灰犀牛”事件的发生非常担心。

李永友解析了地方政府在地方保护、政企合谋方面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等风险问题。他认为，政府也是个体人，现行的制度导致其行为发生扭曲，无法保持中性，自然出现了人性中贪婪、自私的一面，政府是大部分风险的来源。

话题二：金融与财政的风险传导渠道主要有哪些？如何才能有效、全方位地隔离金融和财政风险？

在明确了金融风险切实存在后，嘉宾们继续围绕风险的传导，特别是财政与金融的交织与隔离问题作了进一步讨论。风险并不可怕，但如果它有如癌细胞无节制地扩散，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地爆发。

何德旭指出，在实际情况中，政府大力推动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很多实质上是政策性金融，是财政问题和金融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最好证明。地方政府债务从本质上来讲是地方政府行为，是一个财政问题，但是现在很多金融机构包括很多的银行都参与进来。一旦出问题，不能还本付息，就会造成银行的损失，所以财政问题也跟金融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陈秉正和章晓洪分别从保险和法律两个层面来探讨了不同的风险调节和隔离机制，做好新时代保险的创新、建立，完善如《预算法》等法律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风险传导。

包纯田和李永友则继续从地方政府的财务手段出发论述财务风险向金融风险的传导与控制问题。包纯田指出，地方政府可能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这个会带来巨大的信用风险，从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李永友强调，政府权责不明而引发的一系列政策、财务管理的不确定性是财政风险的一大特征。他认为，化解财政风险，控制财政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的最重要方法是真正建立《财政法》，而不仅仅是《预算法》。

最后，本场访谈特别设计了提问环节，五位嘉宾与现场观众围绕“货币政策的调整对楼市、股市的影响”等话题进行了互动讨论。

（统稿 金骋路 摄影 胡丹妮）